Someday

能遇到现在的英语口语老师，确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。很久没有见到这种教予思想，而不是书本文字的老师了。

每次上口语课，老师先讲半小时最近的新闻，发表一下他的见解，然后剩下一个小时（我们中间不下课）全部交给我们自己讨论。一般人可能觉得这样上课最无聊，给那么多时间自己讨论，往往会因为大家没话可说，于是一节课不是混过去的，就是睡过去的。可是这个老师技法比较高明，先用半小时说他自己对某个政治问题，社会问题，哲学问题，或者心理学问题的想法，这些想法非常个人，从来就不是教科书的口吻，很中肯，自然就能引起不少同学的共鸣，或者是反对，于是剩下一个小时，所有人都可以滔滔不绝。除了这节课，我还真没在什么时候和这么多同学一起讨论过社会政治。很久以前爸爸出奇地问了一句：“你们大学生平时聚在一起到底讨论些什么？”想了半天，弄得我自己也说不出什么来，好像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家常话，要不就是书上的技术知识，再不然就是自己去了什么比赛，学生会又干了什么，社会政治好像与我们无关，谁做国家主席好像没什么所谓。很感谢老师，我第一次与同学讨论中国共产党，讨论国家民主制度，讨论马克思主义，这些敏感、看似无聊，但实际上每个学生都应该思考的问题。中国共产党到底应不应该退出大学？应不应该实行一党专政？我们都已经二十岁，但是却从未参与过人大代表，这些领导自己的人的选举，如果在西方国家会怎么样？中共应不应该限制除马哲以外的哲学思想的传播？如果是一般的同学间闲聊，绝对碰不上这些话题，感谢老师！

曾经与沈勇明讨论四个学期以来的优秀老师，我想大家心目中的名单应该没什么出入，刘深泉、英语口语老师，不过没想到他加进了韩光泽。沈勇明说，韩老师虽然课讲得不怎么样，但是就凭考试的方式，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不俗的老师。那时他用了二十道英语问答题，而不是选择、填空题来考查我们的知识，也就是说要我们将见过的物理原理，加上自己对物理这个学科玄妙之处的理解一起答出来，这是一种非常“素质化”的考查。更难忘的，是他对迟到学生的间接惩处。韩老师虽然讲课不怎么样（很大程度上是英语口音问题），但起码他关心我们的思想。至于刘深泉，应该所有人都记得，在他的课里，我们除了被教以数学公式，更多的是被传授一种数学逻辑的思考方式，一种面对无处下手的难题，一步步简化破解的处世心态。

优秀的教育者总是尝试传递思想。清朝以前，中国教育一直采用书塾方式，一个老师带一到五个学生，在高等教育阶段，像翰林院，一个老师一般就教一个学生。老师除了教予琴棋书画等技巧外，更多的是向学生传递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，学生上得最多的课就是哲学。所以每个学生都会有自己的一套思想，这样才会有当年的百家争鸣。但是现在呢？中国的大学更像是工厂培训基地，学生接受到的知识技术的培训，却严重的缺乏思想熏陶。我们接触到的只有马克思主义，而且只是在被强迫的状态下接受，这样就不能责备那些上马哲课睡觉的学生，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选择信奉思想，怎么可以强求他们认真地思考学习？

曾经想过，如果我出生在国外，可能大学的时候就会选择读哲学系。只可惜我出生在中国，必须考虑饭碗问题。国外的人是十分尊重哲学研究者的。所谓尊重，并不是纯粹的显示一种感情，而是，他们会发展相应的制度，使得这些注定没什么经济收入的人能够衣食无忧。只有这种充满敬意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价值观，才能使哲学研究者专心研究，发展出多样的哲学系统，从而提高整体的社会素质。但是反观中国，曾经有一份报纸评价大学最没前途的专业，哲学系名列其一。这样的社会重视度，还指望大学生，这些中国的未来有什么素质？更可悲的是，中国自身就有千差万别的哲学派系，其理论的博大精深与西方哲学不相上下，甚至更胜一筹，可是却被自己的民族所遗忘。

我们早已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，并不是别人把我们打下来，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扯下来了。